【三星堆考古发现11件红玉髓珠】不起眼的小珠子，却藏着改写历史的大秘密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月2日公布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，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珠展开产地溯源研究，证明早在3000多年前，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、黄土高原建立起了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。在三星堆的祭祀坑中，有一抹不起眼的颜色。这些以红色、橙红色为主的珠饰，远不如黄金面具、青铜面具那般体量大到让人侧目。它们单个个体在1到2厘米左右，历经三千多年，依然保留着玉石的光泽。这些就是出土于三星堆祭祀坑的红玉髓珠。这11枚红玉髓珠分别出自2号坑、5号坑、7号坑和8号坑，数量分别是4枚、1枚、2枚和4枚。据专家介绍，这些红玉髓珠都经过了人为加工，最重要的加工痕迹是钻孔，所有珠子的表面都经过抛光，还可以看出它们曾有过长期的佩戴行为。与红玉髓珠伴生出土的还有象牙、金器、青铜器等文物，研究人员由此确定它们是三星堆的高等级遗物。
三星堆考古发现11件红玉髓珠
这些精致的珠子，到底是古蜀人自己做的，还是从别处来的？如果是从外面来的，那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了回答这些问题，研究团队引入了一项新技术——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技术，在不破坏文物外观的前提下，通过测定标本的化学元素组成，对其进行溯源研究。
红玉髓通常是热液形成的隐晶质石英，其微量元素主要来自围岩。不同地区的围岩具有不同的地质背景，因此微量元素的组成就像是“身份证”，会反映出地质背景的信息，帮助考古工作者判断产地来源。
研究团队建立了一个东亚首个最完整的红玉髓矿源数据库，收集了来自中国、印度、蒙古国、孟加拉国27个矿源共300件地质样本，并针对每一个样本测量了57种微量元素。这个数据库模型能精准区分出南亚、华南、中亚造山带和燕山四大矿源区，归类准确率可达90%以上。
通过对11颗红玉髓珠的微量元素比对发现，样本中铀和锂等元素的分布特征与印度德干高原及我国西南凉山、保山等地的矿源完全不符。也就是说，这批珠子不是来自南亚，也不是来自四川周边地区。
那它们到底来自哪里？研究结果指向了北方。11枚红玉髓珠中，有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，还有3颗指向了更广阔的中亚造山带，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等地的矿源。研究人员由此确定，这些红玉髓珠的原料来自千里之外的北方地区。
这批在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珠，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位置最南的红玉髓制品。这一发现为人们重新思考东亚红玉髓原料与珠饰的起源、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，也为中国青铜时代贸易网络与文化交流研究带来了新启示。
论文通讯作者、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唐自华表示，在同时代或更早的广大区域内，三星堆古蜀先民已经建立了跨越青藏高原、黄土高原、华北平原乃至燕山地区的长距离资源网络。论文共同第一作者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刘建成也认为，这次溯源结果“刷新了我们对三星堆先民资源网络的认识”。
更让人惊奇的是，研究团队还将陕西寨沟遗址、北京新宫遗址、甘肃磨沟遗址出土的红玉髓与三星堆的进行了对比，结果显示这些珠子也都有来自北方的原料特征。这说明，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之间，存在一个广泛而持久的贸易交流网络，它覆盖了蒙古高原南部、黄土高原、青藏高原东部、中原地区以及四川盆地。
对于此前认为“玉石、铜器通过长江中游路线进入三星堆”的观点，考虑到截至目前长江中游地区同期商代遗址尚未出土红玉髓珠，本次研究初步排除了该路线。
刘建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可以推断的是，这个时候中国北方的玉髓加工工艺和矿料的开发，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影响，它不仅影响到了华北平原、黄土高原，甚至还影响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以及四川盆地。这个跨越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文化的红玉髓矿料供应网络，实际上是当时远距离交流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在公元前1000多年我国西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，红玉髓珠突然大量出现，被视为社会等级与文化身份的象征。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文物，为青铜器、金器、玉器、象牙等贵重祭祀物品。这些精致的红玉髓珠与上述物品共同出现在三星堆祭祀坑中，表明当时古蜀国的精英阶层不仅能够获取千里之外的高价值物品，而且交换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地位与威望的展现。
这一研究成果以论文《探寻中国早期文明中红玉髓的起源》为题，于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《美国科学院院刊》上。这些不起眼的小珠子，虽然远不如黄金面具那样耀眼，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着3000多年前的故事——在遥远的青铜时代，中华大地上就已经存在着一个覆盖广阔地域的贸易网络，不同区域的人们在交流与互动中，共同编织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图景。
